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产业政策与产业安全、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等。主持完成多项高端智库课题，独立撰写《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等专著。

  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地理政治学冲突加剧、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的当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压力与机遇。美国“去风险”战略加速供应链重组，欧盟碳关税贸易规则重塑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争夺话语权……中国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马小芳教授做客《理论研究》周刊，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安全与制度型开放研究为切入点，系统阐释中国的应对之策。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谈谈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策略有何指导意义？

  马小芳：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可大致分为前向参与与后向参与。前向参与是指生产和出口中间品，这些中间品被运往第三方市场，以构成成品的一部分供出口；后向参与是指使用从海外进口的中间品生产成品，然后出口到国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2005年至2022年期间，从中国、欧元区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和前向参与度变化（以其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来衡量）能得出，中国表现尤为特别，其前向参与度大幅度上升，从24%升至37%，而欧元区和美国其前向参与度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中国成功地增加了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同时减少了对第三方市场投入的依赖程度，能得出全球价值链更加依赖中国的投入。中国的后向参与度则下降，从17%降至11%。而欧元区和美国的后向参与度则在上升，这表明中国对全球价值链依赖程度降低，欧元区和美国对全球价值链依赖增加。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之一，并且全球价值链更加依赖中国，这对我们国家发展中间品贸易，开拓多元化市场是有益的。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国应如何有效吸引和保持外资，特别是在美国对华投资下降的背景下？

  马小芳：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利用外资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长期稳居全球第二，但2023年和2024年我国吸引外资出现同比下降，需要格外的重视。究其原因，有欧美提出“去风险”，推动供应链向“回岸”“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向调整，产业外迁带走部分投资。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美资企业推迟或取消在华投资。

  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者仍有强劲吸引力。全球知名管理公司科尔尼发布的2024年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排名从2023年的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也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榜首，国际社会对我国高水平开放投出了“信任票”。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持续扩大开放的政策支持、完备的基础设施、充足的高技术人才和经验比较丰富的技术工人、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都是我们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

  我们提出大力鼓励外商投资，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同时要切实解决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扩大开放。如扩大一些领域的开放试点，加快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开放。着力破解市场准入中“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问题，让外资企业在我国已经开放的领域“既准入又准营”。二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着力整治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保障外资企业在华地位待遇上的平等。三是加强服务保障。如商务部每月召开一次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听取企业诉求并帮助排忧解难。国家发改委持续开展服务外资专项行动，“一对一”走访重点外资企业，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为来华贸易投资提供便利，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2024年出口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的表现，这将怎么样影响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马小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是制造业第一大出口国，2024年我国出口规模继续呈现超预期增长。首先，按美元计算，2024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累计3.57万亿美元，同比增速达到7.1%，明显高于全球贸易约2.7%的平均增速。其次，出口产品结构优化。高技术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对出口增长形成较为强大带动作用。如机电产品出口增长8.7%，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9.4%。汽车出口首次突破600万辆，连续两年保持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数量在2023年突破100万辆之后，2024年继续保持增长，跨越200万辆大关，高端船舶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凸显，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增长60.1%。储能产品、智能家居等绿色低碳、智能化、数字化产品出口迅速增加，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品更看重品牌和技术赋能。再次，出口目的地结构更广泛和均衡。2024年，中国对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实现增长。在美欧对华贸易壁垒增多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对美欧出口仍保持增长。同时，我国对东盟、巴西、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对非洲、拉美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较快增长，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

  尽管在全球贸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情况下，由于我国出口产品门类齐全，产品结构优化，市场多元稳定，出口仍旧表现出极强的韧性与竞争力。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面，您认为中国应如何逐步扩大改革任务授权？

  马小芳：我国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开放的高地，有效发挥了先行先试作用，对标国际投资准则，先后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数量，自贸试验区版的负面清单经过7次瘦身，从最初的190条缩减至27条，制造业条目已归零。同时，在重要领域开展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并将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应该说极大提升了中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另外，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我国在制度型开放领域做了许多尝试，但总体来看制度型开放程度仍显不足。从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所涉议题来看，范围较之以前更广泛，例如包括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劳动保护等新兴议题，也更强调自由和公平。我国在这样一些方面都还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制度型变革还不够彻底，风险压力测试也略显不足，负面清单仍然较长，服务业的开放还有很大空间，对外商投资限制也较多。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面，逐步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具体做法：一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区域试点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系统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的规则条款，进行先行先试，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赢得主动。二是持续推动制度创新。发挥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的“头雁”效应，围绕贸易新业态、投资、数据流动、金融、人才、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开展新一轮系统性、集成式改革赋权。三是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当前我国很多自贸试验区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成为高水平发展的示范者和引领者。未来要支持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围绕生物医药、海洋经济、大宗商品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集成创新，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推动自贸试验区新兴起的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围绕国家急需、海南所长培育发展南繁、深海、航天三个未来产业。

  《金融时报》记者：针对内需相对不足和国外市场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国应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外贸的稳定增长？

  马小芳：美国特朗普政府4月2日发布的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的方案，将关税大棒挥向了全球。对中国而言，特朗普此次关税大战的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挑战来看，特朗普“对等关税”将直接冲击中国出口。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24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比重14.6%，若美对华关税大幅加征34%，我出口将受到冲击，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持续承压。与此同时，我国还将面临制造业企业外迁的风险。在美国“关税对等”“制造业回流”等政策影响下，或将加速部分地段产业链向东南亚外迁。但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如电子、机械等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受冲击相对有限。另外，我国在新能源、数字化的经济、人工智能等赛道的优势可部分对冲风险。从机遇来看，特朗普“对等关税”及未来一系列相关外部压力，将倒逼我国深化内需，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加大“内循环”动能。同时，还将推动我们国家高端制造、数字化的经济等产业加快升级。此外，此举还将推动我们国家热情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在更高层次上争取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实现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战略主动。

  未来要打好“组合拳”。一是反制与谈判并举。对美加征一定的关税进行反制措施，但同时保留对话空间，避免升级为全面对抗。可通过扩大进口美国能源、农产品等平衡贸易逆差，争取谈判筹码。二是扩大内需与产业链韧性，强化内功。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同时，推动“卡脖子”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不论外贸环境如何变化，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要保持竞争性和稳定能力。三是深化区域合作，扩大“朋友圈”，让中国出口市场更多元化。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扩大与东盟、中东欧、拉美等国的贸易合作；联合欧盟、新兴经济体，维护世贸组织（WTO）体制，对冲美国单边主义。东盟和欧盟分别是我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尤其要把握好东盟和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