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支付功能有所增强、投融资货币功能持续深化、计价结算功能正在拓展、外汇交易规模扩大、国际储备货币功能上升、区域锚定货币作用增强。与此同时，地理政治学冲突和大国竞争加剧，既为人民币国际化增添了许多困难和变数，也增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

  货币国际化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在于经济金融实力，但政府的选择和政策引导会明显影响货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立足于我们国家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积极稳妥推进。要在继续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贸易全球比重的基础上，快速推进贸易本币计价、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引导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序发展，构建人民币环流机制，以周边及共建带路国家光重点，为人民币自由使用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

  人民币国际化是由其继续扩展的国际货币职能支撑的，这些职能是金融深化和国际化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后的客观需要。从支付结算功能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提高能够更好的降低国际贸易中企业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从投融资功能看，人民币国际使用可以为我国在国外配置生产资源和金融实物资产提供便利。前者有利于我国以较低成本构建自主产业链和供应链，后者能够更好的降低我国进行国际投资时的汇率风险，并通过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降低系统性风险。更多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金融实物资产，可扩大我国金融理财产品的国际市场范围，使之获得更加公允的估值。计价功能的扩展则有利于增加我国对部分大宗商品的议价权和定价权，在国际贸易中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人民币储备功能的提升具有战略性意义，可以在降低我国巨额外汇存底的基础上，扩大货币政策的空间。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改革作为配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倒逼我国金融体系深化改草、扩大开放，从而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动力。

  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可面向全球发行本币计价的债券，融资范围和渠道大幅拓展，且不需筹集外币偿还债务，不存在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增强政府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能力。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GDP）从2019年末的102.9%骤增至2020年末的132%，创造了历史最快增速和最大增幅。2020年美联储、欧洲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资产购买规模均超过GDP的6%，而不具备国际货币地位的新兴经济体资产购买规模多在1%—2%。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时期，主导型国际货币安全资产作用更加突出。

  比如，无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期间，即使美国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市场也抛售其他资产、更多持有美元资产，美元汇率不降反升。正是有上述作用，国际货币地位还可降低并分担应对危机的成本。国际主导货币发行国的债务缩减效应更有助于其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比如，美国的境外资产多以别的货币计价，但境外负债多以美元计价。当美元贬值时，美国的境外资产增加，境外负债減少，导致净负债减少。

  货币国际化能提高政府的负债能力、扩大财政政策空间，还能够更好的降低政府的对外融资成本。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实物资产的安全性相比来说较高，其国债被视安全资产，是全球外汇存底和私人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能够以较低成本融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增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美国维持庞大对外债务的重要原因。美国融资成本低但投资收益率高，净资产回报率为正，有助于维持高负债格局。随着本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更大的宽松政策。

  当前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仍处于正常区间，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宏观调控仍有较大回旋余地。但上述政策空间的保持是有条件的，其中资本账户未完全放开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货币国际化要求资本项目更加开放、利率决定机制更市场化，这将使国内政策不得不与国际政策趋同。因为在资本账户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较高的境内利率水平将吸引境外低成本资金流入，境内居民也可以从境外获得低息贷款，境内的高利率水平难以维持。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日本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这既是其国内宏观调控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也是其金融高度开放条件下的被动选择。因为其他主要经济体实施零（负）利率后，本国难以维持高利率，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同步性很强。

  货币国际化后，般会形成规模庞大的离岸货币市场。离岸货币市场调控难度大，且会牵引在岸货币市场运行。欧洲美元市场兴起后，不少美国金融机构将业务转向监管更少的离岸美元市场。离岸美元市场对在岸美元市场形成干扰，美国企业和居民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向境外投资，美国资本项目出现逆差，这是美国实行资本管制进而推动国内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原因。

  2015年我国“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快速走低、外汇存底流失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对在岸人民币市场的影响不无关系。

  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国的宏观政策调整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溢出和回溢效应，政策制定需要仔细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国际金融动荡时期，国际货币主导国央行需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职责，否则流动性枯竭会导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是2008年美国与欧盟等成立国际货币互换网络的重要背景。货币国际化后，该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的海外活动会随之扩张，对其监管难度加大。比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金融机构广泛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将高风险业务转移到监管薄弱地区。全球金融监督管理套利是美国雷曼兄弟银行、英国巴林银行等破产倒闭的重要原因。

  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与国际通行规则和做法对接。货币国际化需要系列配套制度安排。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资本账户开放和利率市场化，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但金融开放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后，跨境资本流动增加，势必会增加金融波动风险。发达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都发生过较大的金融危机。英国快速放开利率管制后，1974年曾发生银行危机，60余家中小银行破产重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Q条例”、放开利率管制后，中小银行竞争加剧、利差缩小，导致1987年发生储贷危机。从更大范围看，在主要国际货币地位更迭期，全球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显著加大。1929年大萧条就发生在英镑国际货币地位下降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上升的交接期”。

  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将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持续支撑。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体量均位居全球前列。2020年中国GDP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达到美国的70%，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持续缩小，相当于日本、德国、印度和英国的GDP之和。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和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的提升，将强化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并为其各项国际职能的发挥创造需求和条件。美国工业产值在1894年超过英国，1913年美联储建立后才开始推动美元国际化，在此之前大约有20年的影响积累期。随着我困经济和贸易影响积累期的拉长，人民币国际化有望进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阶段。

  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双向波动、长期升值态势，对经济基本面和市场预期的反应灵活性更好，这为促进人民币国际使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历史经验看，长期升值趋势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特征，对于吸引境外投资、增强价值储藏功能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过去两百年，美元对英镑的名义汇率呈现长期升值态势，从19世纪初期的5美元/英镑升值到目前的12美元/英镑左右。1975年后德国马克（1999年后为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呈现波动升值的态势，从3马克/美元升值到1.5马克/美元左右。当前人民币币值稳定，为我国进步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有利时机。货币升值和金融改革可相互促进。由于我国潜在经济提高速度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只要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得当，从长期看人民币也将维持升值趋势。

  数字货币是全球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央行数字货币将挑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于国际货币主导国，央行数字货币将对货币政策设计和流动性控制带来深远影响。对于中小国家，数字货币可能冲击本国主权货币地位。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可能冲击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美国对央行数字货币总体持保守态度的重要原因。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头羊，以此为依托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推广也领先于全球。无论是通过央行间数字货币的合作，还是利用现有数字支付渠道扩展数字人民币海外使用，都可以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积极贡献。

  绿色金融可能颠覆美元在大宗商品计价中的核心货币地位。石油美元是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计价作用的关键支撑，随着能源转型快速推进，传统能源的重要性逐步下降，这不利于美元保持国际计价地位。与此同时，碳价格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加速提升。我国在未来国际碳定价机制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原材料需求，我国在一些领域既是最大买象也是最大供应方。人民币可避开传统大宗商品领域，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计价货币方面的地位，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选择，拓宽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利用有利时机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国际地位快速提升。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既有我国率先控制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影响，也体现了我国2018年以来加快金融开放带来的积极效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领先全球中等水准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难得的窗口期。我国应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有利条件。

  优化清算行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空间布局，着重增加对重点地区的支付清算网络覆盖，在人民币结算需求较大的国家新设人民币清算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币业务规模上升较快，可加大中资金融机构覆盖面，为当地公司可以提供更完善的人民币金融服务。增加直接参与CIPS的海外金融机构数量，优化日间流动性管理，探索临时流动性支持业务。扩大离岸市场CIPS使用，与清算行加强业务配合。强化第三方跨境支付监管，鼓励合规的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高效、低价、安全的跨境支付相关服务。

  提升小额跨境支付服务水平，以科学技术创新带动成本下降和风险降低。鼓励和引导跨境电子商务积极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为跨境人民币支付提供更多政策便利。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加强多方合作，减少业务中间环节，提升业务效率。推动第三方支付平台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提升跨境人民币支付的效率和安全性。

  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后，境外投资的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会增加。这要求国内金融市场能够屴境外投资者提供投资便捷、收益稳定的高信用等级安全资产。可逐步放开针对金融活动和金融理财产品的限制以及減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各种壁垒，稳步提升支持交易的基础设施质量，如支付和结算系统等。提升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供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良好的套期保值手段、活跃且可普遍自由进入的债券回购交易市场。

  完善基于市场机制的本币输出渠道。货币环流机制是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重要基础。货币的稳定输出是启动国际环流的现实起点。推动人民币形成市场化的输出机制，可利用我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推动形成“经常项目流人、资本项目流出”的货币环流模式。

  加强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强化境内外监管当局的协调。丰富墝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品种与渠道，畅通人民币回流机制。扩充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资金循环渠道，加快推进跨境理财通、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业务发展。鼓励中资企业扩大人民币结算比重，逐步放开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渠道，加强利用直接投资等渠道对外输送人民币，扩充境外人民币资产池规模。改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调节机制，探索建立常规流动性调节和紧急流动性供给机制，如在香港发行和回购央行票据、接受境外人民币资产抵押的逆回购操作。

  探索发展境内离岸人民币市场。明确离岸金融业务的划分标准，建立离岸金融统计体系，将现有的离岸金融服务纳入统一框架。如可考虑将境内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与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相结合，选择部分自贸试验区作为新一轮离岸金融试点，对离岸人民币业务给子一定的政策优惠。

  积极推动与周边或域外国家加强金融合作。扩大双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比例，推动建设区域性支付结算体系。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的经济合作谈判中，加大金融合作分量。深化与共建带路国家的金融合作，加强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作用。完善清迈协议、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现有货币稳定机制。通过双边货币金融合作，进步推动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锚的作用。

  扩大人民币在多边金融合作和区域紧急流动性救助安排中的使用。新冠疫情后，发达经济体资产泡沫高位上升，金融动荡可能增多，我国可在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优化亚洲区域紧急流动性救助机制，为跨境资本流出压力较大的国家提供货币互换支持，推动设立由亚洲主要货币组成的紧急救助安排。

  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推动IMF、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争取更多投票权和话语权，提高人民币在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推动国际金融组织雇员和高管来源多元化。继续利用好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完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定。积极拓展并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央行与监督管理的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等多边平台中扩大影响力。

  稳步提升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功能。在原油、铁矿石等传统领域，鼓励企业在大宗商品结算中参考人民币期货价格签订合同。在新兴大宗商品领域，新能源相关商品市场规模较小，定价、风险控制等制度安排难度较大，优先推出现货市场较为成熟品种的期货交易，再逐步推出其他商品期货交易。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推进人民币外汇市场避险工具创新。循序渐进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不断的增加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国内外市场化因素。保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充分的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培育市场准确理解和充分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能力。加强完善外汇市场稳定机制，并加强市场沟通。

  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市场化、国际化核心，推动上海建成综合竞争力强劲的全球金融中心，提高非居民获得和使用人民币的便利性，确立在岸市场对全球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在人民币国际循环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市场、制度、技术等方面所受约束的实质性突破。

  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劵市场建设，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金融理财产品选择。可推动离岸人民币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力度，鼓励合乎条件的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债券，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流动性管理制度，发挥人民币清算行的流动性调节作用。与境外监管当局合作，加强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监管协调，构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商机制。

  积极争取数字货币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话语权，借助数字货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和凝聚力。加快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快速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重点推出大额资金的跨境支付清算结算功能，未来金融交易和大额贸易做准备。扩大国际数字货币合作，对接数字货币标准。积极向重点合作地区提供数字货币解决方案。加强数字人民币账户体系、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加快探索更丰富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便捷性，探索构建数字人民币投融资体系。

  对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的风险及时加强防范，引导跨境资本有序流动。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注重开放的时机选择，建立高水平开放状态下的资本账户管理制度。综合运用风险准备金、全口径跨墝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等政策工具，探索基于税率等价格工具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做法，减少直接行政干预。持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对银行等各类交易主体全覆盖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箱，强化对外汇领域重点机构的监管。

  加强对外部输入风险的监测预警。随着我们国家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输入风险影响加大。我国应持续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做好风险预警。通过推动更深入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来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包括扩大双边本币互换涉及的国家范围和规模，在信息公开披露和处理突发事件等方面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制裁的风险。持续跟踪外方金融制裁政策、工具及其影响并将其常态化。系统梳理外方金融制裁涉及的中方人员和机构并明确差异化应对之策，尽力支持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实体。快速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防止对支付清算的隔离式制裁造成交易阻断。借鉴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构建我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别是设定被制裁实体清单及制裁标准。

  优化海外资产结构，持续推动外汇存底资产多元化配置。带领企业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重组加快全球和区域布局。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提供配套人民币融资服务。优化储备资产规模和币种构成，丰富储备资产类型。

  本文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22”《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与人民币国际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课题组著，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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